在后疫情时期，面对国际社会的不同目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学院客座教授蒋在最近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坦率地承认，要改变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任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新社多伦多6月11日电

6月7日，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大约37000字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江一直密切关注武汉新一轮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方的反应，认为疫情带来的挑战是严峻的，但中国采取的措施是果断的。

在疫情爆发初期，一些西方媒体批评中国小题大做，另一些媒体称中国为所谓的“管理危机”，还有人声称这是“切尔诺贝利的中国版”。蒋曾在主流英文报纸上与加拿大学者争论“中国是否正确应对了新皇冠病毒危机”。

“我对中国采取果断行动并不感到惊讶。令我惊讶的是，中国已经控制了疫情，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江认为，中国在应对非典和其他流行病方面的反应比过去快得多，新冠状病毒的控制效果“超出了预期”。

他坦率地说，武汉地方政府在最初的回应中有一些不足，“但面对新病毒，这是一个正常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国际组织、专业媒体和医疗、政治、商业等方面的人士都相当公正地对中国的防疫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

江文然说，把中国防治艾滋病白皮书同其他更客观的国际研究报告和其他文件进行比较，就不可能得出中国在艾滋病早期犯了重大错误的结论。然而，西方关于中国“掩盖疫情”和“故意传播病毒”的说法更加荒谬。

相比之下，美国已经成为疫情的“重灾区”。“事实上，美国已经遭遇了切尔诺贝利式的危机，”江文然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注意到美国政府在应对这一流行病时的错误。

“中国果断行动 我不惊奇”

文然认为，西方政治领导人、政策界和中国问题专家也把中国对艾滋病的反应视为观察中国崛起的一部分，他们的观点也存在分歧。

一个是恐惧，因为美国和西方从公共卫生危机中看到了他们“过于依赖”中国的传统工业能力和一些关键部门和生产链。因此，从所谓安全的角度来看，他们主张遏制中国，与中国“脱钩”。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流行病暴露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疫情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问题，这恰好证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国际社会应该强调，不存在分裂或反对，也不应该抱有冷战思维。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赢得国际社会更多的信任？江对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并采取一系列明确的措施来弥补公共卫生和其他领域中因这一流行病而暴露的体制或管理问题。

第二，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在介绍中国政府的防疫措施的同时，更多的故事讲述了中国人民积极而有力的合作。

第三，他们经常以理性的方式回应，用西方人容易接受的语言陈述事实，推理事情。文然建议，中国的官方或非政府组织和权威媒体，与研究机构一起，建立一个“事实核查数据库”，专家可以及时纠正不准确的信息。

他还表示，在未来，白皮书不妨形成一个新的模式，即分阶段、持续、及时、可随时更新并适应社交媒体传播。效果应该更像是滴水穿石。

中国的抗疫白皮书也强调“国际合作”。江认为，中国确实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