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永远是一只快乐的牛虻。

——纪念爱尔兰女作家埃塞尔·莉莲·伏尼契逝世60周年

杨清华

今年是爱尔兰作家埃塞尔·莉莲·伏尼契逝世60周年。伏尼契的小说《牛虻》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牛虻成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偶像。

肖斯塔科维奇

　　为电影 《牛虻》 谱曲

1889年，伏尼契开始在英国创作《牛虻》。1897年，小说《牛虻》在纽约出版。同年9月，《牛虻》在伦敦出版。后来，《牛虻》在苏联和中国拥有数亿读者。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到《牛虻》的影响。中国读者第一次知道牛虻的名字是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953年7月，翻译家李觉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牛虻》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李觉民翻译的标题页后面的《内容提要》是这样写的:“19世纪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许多爱国者。这部小说是根据那些爱国者的故事写成的。通过小说主人公“牛虻”的形象，作者深刻地表达了当时爱国人士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热情，使作品浸透了革命英雄主义。描写牛虻的苦难和为意大利人民做出的英勇牺牲的部分可以说是这部小说最精彩、最感人的部分。”1953年，《牛虻》的中文版印刷了50多万册。到1959年，已经发行了100多万册。

1955年，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将小说《牛虻》搬上银幕。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是苏联最重要的电影制片厂之一，并被授予列宁奖章。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牛虻组曲，作品97a)创作了《牛虻组曲》。《牛虻组曲》(罗马)《浪漫曲》是最著名的运动。《浪漫曲》在电影中出现过两次。它第一次出现在电影开始的时候，亚瑟正坐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蒙塔内利神父的眼里充满了爱:

蒙塔内利:听我说，亚瑟。你还年轻，你的能力还很弱。但是你的心很热很纯洁。我向上帝祈祷，你永远不会失去对不幸者的那种关怀。也就是说，不要拒绝一颗破碎悲伤的心。

亚瑟:父亲，我总是觉得和你在一起很开心，我亲爱的父亲。你知道我在家很孤独。我不喜欢我的哥哥，尤其是我的嫂子。我母亲去世后，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蒙塔内利: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我没有别人。我把你当儿子看待。你是我心中的光和快乐之源。

电影中的这个场景也是小说《牛虻》第一章的内容。亚瑟和蒙塔耐莉的情感线条贯穿全书。电影结束时，蒙塔内利去监狱劝说牛虻表达他对父母的爱。肖斯塔科维奇的《《浪漫曲》》展示了——部比小说更浪漫、更戏剧化的电影细节。

“牛虻”是怎样炼成的

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团队(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团队是上海电影翻译厂——位作者的前身)完成了电影《牛虻》的配音工作。当时，苏联电影占了在中国翻译的外国故事片的最大比例。1955年，中国拍摄了23部故事片，翻译了46部外国故事片，其中28部是苏联电影。精心翻译的《牛虻》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电影中的经典台词已经成为观众的流行语:“为了上帝和人民，我们永远不会动摇。”

“为了上帝和人民，我们永远不会动摇。”这是小说《牛虻》中“意大利青年党”的口号，也是革命者的暗号。当亚瑟在卡尔迪神父面前忏悔时，他听到卡尔迪说这句口号，并认为卡尔迪是一个旅伴，所以他告诉了聚会的秘密。亚瑟被捕后，他意识到卡尔代利用他父亲的权威从事间谍活动，但为时已晚。亚瑟走出监狱去看他心爱的朱玛。琼玛·阿瑟作为叛徒:

“朱玛，你不明白！”他突然说了一句话，走近她，但她尖叫一声，匆匆离去。

“别碰我！”

阿瑟猛地抓住她的右手。

“听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不是我的错。I —— "

“放开，放开我的手！放手！”

然后，她的手指挣脱了他的手，她用空空的手打了他一巴掌。

像雾一样的东西遮住了他的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他什么也感觉不到，除了朱玛苍白绝望的脸和她的右手，她的右手在她的衣服上使劲擦着。后来，白天的光线恢复了。他环顾四周，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

整本书《牛虻》贯穿了一条反教会的路线。亚瑟制造了自杀的假象，然后离家出走。流亡13年后，他回到意大利参加推翻意大利独裁政权的斗争。他被昵称为“牛虻”，化名为范·里斯·列瓦。小说的作者通过牛虻说，除了奥地利侵略者，天主教会是他最大的敌人。在苏联，小说《牛虻》是对年轻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然而，根据《牛虻》改编的同名电影改变了小说的结局，使蒙塔内利跪在牛虻的尸体上痛哭，疯狂地说:“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这是对我的罪恶的报复。我没有儿子！我独自站在沙漠中。我从血淋淋的大地上仰望空旷的天空。你在哪里，上帝？它在哪里？你没有！”

小说《《牛虻》》中的蒙太尼里和亚瑟相爱，但这种爱是有限的。当亚瑟和上帝之间只有一个选择的时候，蒙塔内利选择了上帝，并提交了一份通知，同意举行一次军事审判来射杀他的儿子。电影《《牛虻》》让蒙塔耐莉大叫“上帝？它在哪里？你没有！”1958年，苏联文学界在伏尼契在纽约的公寓里拜访了这位作家，并安装了一台放映机向伏尼契放映电影《牛虻》。我们不知道伏尼契如何评价这部电影。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国内外形势的严峻和复杂，也许受小说《《牛虻》》的影响，中国国内反特辑电影中几乎所有的牧师都是打着宗教幌子的间谍和特工，只要他们中间有一个教堂。其中，1954年的《斩断魔爪》、1958年的《古刹钟声》和1978年的《斗鲨》是代表作品。

作为一部著名的杰作，《《牛虻》》的艺术成功不仅表现在对牛虻的苦难和英勇牺牲的描写上，还表现在对牛虻和蒙塔内利父子之爱以及牛虻和朱玛对男女之爱的描写上。牛虻和朱玛之间的爱情悲剧是这本书最感人的部分:

朱玛手里拿着信，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在敞开的窗户旁边坐下来读信。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有些地方非常拥挤，很难阅读。但是，信头非常清楚，是用英语写的:

“亲爱的琼，”

信中的字迹突然变得模糊，像雾一样。她又失去了他——，又失去了他！

这是小说的结尾。朱玛大声抽泣着，一边读着牛虻在被处死前写给她的信。信的结尾写了一首他们年轻时一起读的诗:“不管我是生是死，我永远是一只快乐的牛虻。”

1981年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牛虻在流亡中》，翻译张、顾。《牛虻在流亡中》是伏尼契关于牛虻的第二部小说，于1910年首次在伦敦出版。这部作品的英文原名是《An Interrupted Friendship》 (《中断了的友谊》)。在小说《牛虻》第一卷的结尾，亚瑟于1833年5月离开了家。第二卷始于1846年7月，副标题为《十三年之后》。《牛虻在流亡中》讲述了亚瑟离家后流亡13年的故事，以及多愁善感的亚瑟如何成为一个坚强无畏的牛虻。

与伏尼契的孙辈

　　做邻居

伏尼契晚年定居纽约。195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向伏尼契支付了5000美元。伏尼契回信表达了他衷心的感谢。1960年7月27日，伏尼契在纽约去世，享年96岁。伏尼契本人不被允许踏上中国的土地，但她的孙子韩丁和寒春在20世纪40年代先后来到中国，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奉献了一生。

1966年，寒春和她的丈夫欧文·恩斯特从仙草滩农场回到北京。韩春在外国语言和文化委员会工作，欧文·恩斯特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担任翻译。从1966年到1972年，寒春、欧文·恩斯特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朝阳区三里屯东区3号楼1单元201和202单元，成为我们的邻居。当时，作者住在5号楼，经常见到寒春和欧文·恩格斯特。我的三个小学同学陈欣、孟成光、李朝晖和韩春阳住在同一栋楼里。根据陈欣的记忆，我家住在501号。有一次，我从五层楼梯上摔了下来，摔得很重。寒春和欧文·恩斯特用他们的车送我去医院。每次我去医院治疗，我都坐他们的车。寒春和欧文·恩斯特品德高尚，与邻居相处得很好。我的祖母来自湖北。她经常在家自己酿米酒。她把米酒给了她的邻居，也给了寒春和欧文·恩斯特。

寒春和欧文·恩斯特是外国专家。他们本可以住在一栋九层的大楼里，但他们愿意和普通中国人住在一起。孟成光，现在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住在寒春的楼上。孟成光回忆道:“寒春和欧文工程学院的浴室都是用瓷砖铺成的，还有陶瓷洗脸池。他经常去他家玩和吃糖果。每年的9月30日，外交部都会在楼下停下来接他们去参加国庆招待会。他们是好人，中文说得很好。”

1972年，寒春和欧文·恩斯特离开三里屯，到北京红星公社从事他们热爱的畜牧业。欧文·恩斯特和寒春分别于2003年和2010年在中国去世。他们毕生致力于中国的乳品业。我们仍然想念这两个儿时的邻居。

今年是埃塞尔·莉莲·伏尼契逝世60周年。我想起《牛虻》，牛虻在被处死前写给朱玛的信，以及信末的一首诗:“无论我活着还是死去，我永远是一个快乐的牛虻。”

[主编:田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