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善、编纂最精的目录书。其文献学和思想文化史的价值不言而喻(一些学者同时将其与18世纪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相比较)，其文学史和文论批评史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就《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主题而言，它的“名”是外来的，它的“实”是本土的，是从《总目》集的《诗评》中衍生出来的。

受西学的影响，我们在晚清有一部“文学史”，在“五四”后有一部“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开拓时期的代表作是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的专著《批评史》。朱自清先生写了《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和《诗文评的发展》，并大力推荐三位先生的开拓性作品，说他们用“文学批评”的新理念和新名称“重新评价”《总目》集的“诗歌批评”价值，从《总目》集中发现了“系统的文学批评”，从而把“诗歌批评”提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诗评》《总目》集部序可谓是最早、最简单的《诗评史》:“文章不是汉代写的，充满了混乱和困惑，写得合法，没有规则和规定。《建安·黄安·楚辞》，体裁渐备，故论文说焉，《典论》其首也。这本书的作者刘勰和钟嵘是今天传世的人。谢研究文体的起源和发展，并对其拙劣的创作作出评价。中国的第一个作家，A和B，以爵的老师为榜样。给焦然《诗式》，准备法律；孟非《本事诗》，并排采用如此真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也是身体和说话部。后来的作品，不出这五例。在宋明两代，两者都是很好的讨论，他们的作品尤其多。虽然宋人试图深入了解，并作出更详细的评论，但明人更喜欢高谈阔论，并作出更多的错误纠正。然而，去其糟粕，聚集精英，足以证明旧的新闻，并引发新的想法。《隋志》包含在集合中，在《唐书》之下，集合结束时，不要设置此门。讨论缺点和缺点，不判断真假，参加广泛的考试，不是也有帮助吗？"

这篇文章不仅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简单的批评史”，也是对“批评史范式”的最早概括和总结。小丛书中引用的五个例证是批评史上五个有代表性的范式或范式:刘勰的考证派、评点派、钟嵘的甲乙学派、焦然的拟法派、孟非的拟真派、体言结合的诗化派。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其范式的分类和命名会因语境或层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从话语风格和批评风格的角度来看，《《总目》集》中诗歌批评小序的范式定义是颇有价值的。

作为20世纪的现代学科之一，《中国文学批评史》植根于18世纪的一部目录学经典。因此，批评史从《《总目》诗话集》中不到300字的小序言开始，走上了自己的“范式进化”历程。从表面上看，过去100年的范式演变似乎受到西方学习的推动甚至威胁。如果中国文学理论脱离了外国范式，那将是失语症，这几乎已经成为文学理论界的共识。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百年来的范式演变，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平心而论，中国百年批判史的范式演变并没有背离18世纪《总目》的学术谱系和文化传统。可以说，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众多范式中，最具原创性、原创性和真实性的是基于“四库”总体宗旨的历史批评范式

“五种情况”首先包括“四个部分”。刘勰研究的渊源，哪里是“源头”？“周，孔，文章有老师。根据刘勰的理论范式，最根本、最核心的是“经学范式”。如果说钟嵘的“追根究底”、“第一、第二”与孟非的“借古”和焦然的“备法”总体上属于“史学范式”，那么刘攽《总目》和欧阳修《总目》的“体言部”显然是“知无不言、适可辨”的“次学范式”。《文心雕龙·征圣》自己对收藏部门的许多“诗”的“评论”，甚至对四个部门记录和保存的10000多种古籍的“评论”，无疑是“诗评范式”的“关于瑕疵和瑕疵的讨论，以及真伪的辨别”。当20世纪初的先驱们将《中山诗话》集的“诗歌批评”提升为“批评史”时，他们只是从传统批评风格的经典言说方式即“五例”转向与西学互鉴的“四种范式”:经典范式、历史范式、子研究范式和诗歌批评范式。近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演变，不仅是“西方范式”的影响史，也是“中国范式”的演变史。后者可以表述为“向藏书部门学习”到“向四库学习”。

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四库大逻辑还是批评历史的小逻辑，经典、历史、子、诗四种批评范式都不在同一层面。借用《六一诗话》的话来说，经典是“根深蒂固”，而历史、子和诗歌批评则是“枝繁叶茂”。儒家经典的范式是基础和纪律。历史、佛教和诗歌批评的范式是衍生的和两翼的。前者是刘勰所说的:“最持久的办法就是不要发表大师的教诲”和“文可以经，体有六义”。后者是戴震的“从词到词，从词到渠道”，即从“小学”(语文学)到“经典诠释学”再到对文学理论中关键词的阐释和阐释。儒家经典范式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关注“言”、“言”与“道”的关系。从“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条路径中，衍生出了“文以载道”、“理以用”、“心以表意”、“立象以表意”、“深入阐释与训练”、“深究意理”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

从“儒家经典范式”的基点或关键点出发，如果“原文以末示之”，则有“史学范式”；如果“原则以统一适用”，则有“次学范式”；如果“文章以文选之”，则有“诗文评价范式”。这三种范式分别与西方文论的“历史主义范式”、“文化研究范式”和“审美范式与形式主义范式”形成了相互阐释、相互证明、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关系。中国文学批评近百年历史的里程碑式的成就，从20世纪初的最初创作到21世纪初的繁荣，都是批评史的著作。不同风格和风格的批评史有意识地引入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和精神史的历史知识、历史观和历史方法，试图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层面揭示中国文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并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渊源中把握和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演变和理论实质。

分科《总目》总序说:“任何从六经之外说话的人都是一个分册。”紫雪“知无不言，辩无不尽”不仅整合了一百所学校的含义，而且还发表了自力更生的声明。笔者试图用佛教的视角和方法来开拓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揭示儒、道诗性精神是如何

按照现代学术研究的分类，四个部分有三个部分，即历史、子研究和收藏。史学和子学科分别与历史和哲学相通，而藏书学与文学相通。《总目》系列分为五大类。一端的《楚辞》、《词与曲》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诗歌批评”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批评，“他者集”和“总集”大多是诗歌作品。有鉴于此，可以说《《文心雕龙·宗经》集总目提要》是具体的文学批评:该集不仅是“诗文批评”，而且该集的提要大多是“诗文批评”。一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不仅继承了儒家经典“以文载道”、“以文开经”的传统，而且还继承了子、史、集“历史批评与批评相结合”的具体批评传统。后者使中国文学理论在借鉴“西方范式”的同时，对失去对“文学”的关注、瞄准“理论”本身的倾向保持足够的警惕，从而远离“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刻板印象和“理论生成论”的陷阱。

研究中国文学的理论批评，在学习西方范式的同时，应该发掘中国资源，总结中国经验，总结中国范式。正是在这一点上，《总目》是对“中国文学理论范式”的研究，它不仅奠定了坚实的目录学和文献学基础，而且提供了精巧而深刻的思想、有效的方法和经典的例证。

(作者：李建中，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编:田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