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经》是第一部四言诗经典，汉魏五言诗是第一部五言诗经典。它的历史地位是后人无法比拟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典出现在主流历史叙事中，并且都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它们的原始形态，呈现为重塑的经典形态。就重塑的原因而言，宋代郑樵的“声无哀乐义”(《通志·乐略》)之说最为中肯。其中，“失声”是历史过程中的被动结果，“义”是“失声”条件下的主动选择。所谓经典化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配合文献变化的积极培育。

虽然《诗经》与汉魏五言诗的经典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人们对《诗经》的经典化普遍关注，而对汉魏五言诗的相关问题关注较少。原因可能是《诗经》的经典重塑更加明显，中国儒家道德修养所增加的思想内容往往与诗歌的本义相矛盾，容易被看穿。然而，汉魏五言律诗的经典重塑相对隐蔽，没有承受太多思想领域的负荷，与后世文学史的联系也相对自然，不易察觉。因此，本文着重研究汉魏五言诗的古典重塑。

主流历史上有两个共同的概念，一个是韩和魏乐府(以下仅五个字)，另一个是韩和魏的诗。它所指的对象本来是一样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又分为两部分:原汉魏乐府失去了欢乐，成为后世所谓的汉魏乐府。《古诗十九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首诗中，有许多自我描述和快乐，如“衣与衣，衣与衣，为家庭整理音乐”。可以看出这是乐府，但后人只称之为“古体诗”:从“古体”中可以看出，后人把它当作自己的祖先。从“诗”中可以看出，在对祖先的追求中，其乐府属性被淡化，变成了“诗”。至于汉魏五言律诗中是否有无乐谱的作曲家，很难下定论。即使有些作品没有音乐实践，也不能否认它们具有乐府属性。

我们对汉魏五言律诗经典化的反思是回归其乐府属性，探讨"失音"后伴随"义兴"而来的一系列变化，包括情感特征、形式特征、接受方式、与作者的关系、后代注释、文学流传等方面，以及它们对主流史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三个研究视角。

首先，重写作品。改写主要体现在乐府的口头表演变成书面文本。乐府已有记载。即使是相对客观的人，如《宋书·乐志》，也因为失去了“声音”而改变了许多基本属性。这些变化很容易被后代忽略，这在本文中被称为第一次变形。

首先是显示顺序的变化。声音呈现的顺序在顺序和速度方面相对固定，而书面文本呈现的顺序灵活得多。这导致了两者之间不同的接受方式。随着公共声音的有序出现，歌手和观众同时进入某个情境，这有助于建立一个共享的社区情境，强化集体认同，从而实现社区聚会的各种目的，无论是严肃的仪式还是轻松的娱乐。这与书面阅读非常不同，当读者自由进入个人阅读世界时。

其次，乐府与语境变化的关系。乐府不仅依附于表演语境，而且经常因语境的调整而改变歌词，因此它包含了许多具体而生动的时间过程。一旦它被记录在文字中并被密封在书中，它对上下文的依赖就会改变，成为一个独立的章节。的可变性

第三，乐府与作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乐府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人创作，而是一种公共记忆，所以它与作者的关系相对松散。作者(有时是歌手)经常使用其他作者已经使用过的主题和习语，并以他们特定的方式结合特定的语境现场表演。因为它的表达往往不是自己的意图，而是公众的想法，它大多采用社区共享的语言模式，不追求个人创意。毫无疑问，汉魏乐府的华丽辞藻也不同程度地渗透到乐府中，但这并没有改变乐府不求独创的总体特征，汉魏乐府大量的重复就是明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评论说，建安五言诗虽然“文采多姿”，但“不背离李露歌谣的品质”是很客观的。后代刻意追求的个人创新与书面表达有关。封闭的写作世界使个人对写作有了占有欲，也使写作成为一种自我实现。

可以看出，尽管《宋书·乐志》是用来存储“声音”的，但由于文本载体的限制，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声音”。郑樵《通志·乐略》和黄杰《汉魏乐府风笺》等以“声音”为关键环节的文件也是如此。

然而，与这些试图保存“声音”的文献相比，那些对主流历史影响较大的文献是那些有意删改乐府诗的文献。这篇文章称之为第二次变形。删除和修改的方式主要是去掉公式化的语言，如与观众交流的公式化语言，“我想拥有这首歌，这首歌又长又悲伤。今天，让我们享受彼此的幸福，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离开后的彼此，”同时改变那些不够创新的词汇，让它们变得更加创新。一些研究者指出，《乐府诗集》所记载的“本茨”是指后世对邹越词的删改，并没有出现在“本”所暗示的邹越词之前。这些文献是史书提供的文本，自然是对乐府原文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文献被编辑。乐府被改写成一个书面文本，然后纳入其他收集，一般收集和百科全书，这成为研究作家，流派和当代文学的基础。在文献的重新整理中，这些作品又遭受了另一种变形，本文称之为第三种变形。以汉魏五言诗的重要代表人物曹植为例。《曹植集》编纂于魏景初年(237-239)，已失传多时。曹植收藏的后世作品数量不断增加，从宋代的两倍增加到清代以来的三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世不断地编纂散见于各地的曹植署名的乐府诗。乐府与作者的关系原本是松散的，现存文献中汉魏五言诗的署名极有可能不同。因为它比较松散，比较随意，使得一些赝品很容易与曹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七步诗》是基于虚假的假托，但恐怕曹吉的五字假托不止一个。

一些改编也包括在重新编辑的文件中，如增加书面诗的标题。这些诗歌不仅与选集和体裁书中的作品的体裁有关，而且与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关。如曹植《文选》为“公宴”，刘震《公宴诗》为“观光”，曹丕《公宴诗》为“公宴”。这些诗是后来人们写在乐府里的诗。“宴席诗”的标题来源于类别，对其进行分类是后世人们给乐府诗加标题的一种常见方式。然而，这三首诗中的大多数都有相似之处。它们原本是在同一情境下创作的相似乐府诗。何丕的诗只有“荷塘”之名，更有甚者，他的诗没有达到“荷塘”。稍加推敲，我们就能看出编者的意图:《芙蓉池作》被放在“旅游类”的首位，是东晋以前唯一的作品。“游”是《芙蓉池作》诗歌的一个重要范畴。建安有一个先锋，他是最合适的体育

《文选》《诗与颂》讲的是“歌与诗”，是基于“观察风俗，知薄”，即基于社群的本性，从而观察一个地方的风俗。虽然魏乐府与它不同，以帝王文士为主体，大多受文字作品的影响，不乏个人情怀，但它的整体社会共享特征并没有改变。《汉书·艺文志》描写建安的五言律诗，以“爱月、爱塘、说荣、说乐”为词，仍以其所在社区的宴饮娱乐背景为基础。朱自清《文心雕龙·明诗》说:“乐府诗还有十九首，建安诗人也是如此。阮籍是在新的时代开始，才摆脱了乐府诗的风格，用五言歌咏自己。”至少，他也相信乐府在新时代开始之前没有专门唱出自己的感受。

以智者的失败为中心的自传体阐释是后代曲解汉魏乐府诗的一种常见模式。例如，班固《诗言志辩》和《咏史诗》在他们的笔记中引用了“宋”的标题。后世增加了一个书面标题“咏史”。评论家把班固的两次服刑生活与此联系起来。如果将这首诗与缇萦《文选》救父的技巧相比较，可以看出这首诗只是一种简单的风格改写，缺乏个人创作，这是乐府传播大众思想的普遍现象。《五官记》及其后代评点中对曹植《五官记》等诗的误读与此相似。作者有另外一篇专门的文章来讨论它，暂时不会在这里进行。

从以上三个方面和四个转变可以看出，建立在主流历史叙述基础上的汉魏五言诗，远非其原始形态的概貌。从早期的口头作品到书面作品的演变一直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密切关注，其中《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等研究最为深入。《赠徐干》.汉魏五言律诗的经典重塑与其相关，并有其独特性。从更深的角度来审视这些文学史现象，可以丰富世界相关研究。

(作者：徐 艳，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主编:田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