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经》中赢得了“宣德”的伦理价值，这与儒家的“仁义”道德是不同的。它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古代文人和文学传统也有重要影响。这个问题需要从哲学到文学进行彻底的探索。

刘备在《道德经》出现了三次。第十章说:“刘备生了动物却没有，他不为了自己而依靠动物，也不为了自己而杀死动物。”本文直接阐释了“自然之道”的三个主要道德品质，即“生而无，为不依赖，为不杀戮而成长”。第51章说:“对道的尊重、美德的价值、丈夫的生命和莫总是自然的.生而无之，为不倚仗，久而无戮，名曰玄德”本文除了重复前三种德性之外，还指出道德性的核心本质是“不为秩序而为自然”。第65章说，“对楷书的共同理解是指刘备。刘备太深了，太远了，离东西太远了，然后连路都太平坦了。”前“玄德”是指圣人修身养性的品德。后者“刘备”描述了陶德性的特征和功能。由此可见，老子的《宣德》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自然之道的功能和德性。它既包括自然物的功能，也包括人类的美德，可以统称为“自然的美德”。

“玄德”的作用在于它是沟通“天”与“人”伦理价值的桥梁。这不仅是老子选择“玄德”的目的，也是“玄德”独特的文化价值。老子说《道德经》的根本目的不是“道”，而是“德”。对修行者来说，“道”只是“道德”的客观基础。理解和掌握自然之道的目的是培养自然的道德。老子之所以不辞辛苦地建立“玄德”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是为了在“天道”和“人道”之间架起一座伦理观和价值观的桥梁。他希望用“天道”来规训“人道”，用理性去理解自然之道的本质，去“陶昕”、“玄览”万物，去实践“宣德”的德性，去把人性还原为自然的“自然”和人的“自然”。

老子所引的“玄德”，作为沟通天人、天人合一、实现天人合一的伦理价值，不仅是一种哲学、伦理学、价值论和实践论，也是一种影响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文人和文学的文艺理论。其核心影响在于，“玄德”以其对中国古代文人道德观的影响，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审美境界的形成。早在《尚书》，“德”既有天地之德，又有人生和社会之德。然而，自老子标上“刘备”和孔子赞上“仁义”之后，儒道两家对立的伦理道德学说逐渐形成。道家学者一般用“宣德”和“天德”来表示他们所遵循的自然美德，而儒家学者一般用“明德”和“道德”来表示他们所遵循的仁义道德。就古代文人的个人生活修养而言，这两种“美德”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绝对对立和禁止的。他们不仅以“明德”精神培育了儒家的仁与德，而且以“宣德”观念培育了道家的自然道德，形成了“儒道互补”的双重道德人格，形成了兼容“入世”与“出世”的人生观。这种兼容互补的人生观赋予了许多优秀学者独立的人格。他们总的来说是“以生的精神为加入世贸组织做贡献”(朱光潜)。他们真的有天地之义和日月之光。这种道德人格状态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既有对“名德”的家乡情怀和道德境界的感召，又有对“玄德”的宇宙情怀和天地境界的感召。

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高层次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超越了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从而达到人生的审美境界。道德境界相当于儒家的“仁义”境界和“行为正义”境界。天地境界相当于道家的“道德”境界，“其行为乃天之事”。他说:“我们把天地境界，用道家的话说，叫做道德境界。第《庄子·山木》条说:“浮于道德”，“浮于万物之祖，无物之物”，这就是“道德之地”。这个所谓的道德城镇正是我们所说的天地境界。”冯明确指出，庄子所谓的“道德境界”实际上就是“天地境界”。儒家的“仁义”道德境界和道家的“宣德”天地境界都是超功利的，都是审美境界。然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自由与平等、无私与无我、超越世俗、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独立与不羁的审美精神相比，“刘备”性格所产生的天地情怀和境界，无疑是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在文学史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一大批杰出的文人及其作品都是“玄德”与“明德”结合的生动体现。他们不仅以写家庭、国家感情和道德生活而闻名，还以他们永恒的天地情怀和天人合一之歌而闻名。苏轼是最突出的。他不仅坚守儒家的家国情怀和道德境界，而且始终呈现出宇宙情怀和天地境界。24岁时，他在他的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写道:“生活就像无处不在的了解一切。这应该就像在雪和泥中飞行。我不小心把手指和爪子留在了泥上，洪又飞回来了生活就像洪飞一样，只是一次自然的飞行。他在34岁时写下了《泗州僧伽塔》，这首诗是这样的:“我可以自由地沉浸在我自己的私人快乐中，即使一个人没有任何厚度的欲望。当你随风而去的时候，耕作田地和修剪田地以获得雨水和阳光会让你感到愤怒。如果每个人都被允许祈祷，事情必须一天天地改变。”天堂是无私的，人类的欲望是私人的。如果每个人都向神祈祷来满足自己不同的欲望，那么天堂就太忙了。因此，人类必须顺应自然天道。苏轼的名句“人有喜怒哀乐，月亮有它的沉浮，月亮有它的沉浮，过去的事很难完成”，“人生有雨有雾”，“没有阴晴圆缺”，“长恨此身不在我，何时忘大营”等等都是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特别是，《赤壁赋》说，“把蜉蝣送到天堂和地球是沧海一粟。”我为自己的生命哀悼片刻，欣赏长江的无限。“而且，在天地之间，任何东西都有它自己的主人，如果我没有它，我一毛钱也不会拿走。然而，河上的清风和山上的明月是耳朵的声音，眼睛的颜色，造物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储备，以及我们和我们的儿子之间的和谐。”这是一首灵魂之歌，它将自我融入世界的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文学是灵魂的镜子。“玄德”所构筑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是中国古代文人天地情怀的精神源泉。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天地境界超越了儒家仁义道德的社会审美价值，走向天人合一的“无我之境”。在以物观物的快乐中，作者走向了“天地与我同在，万物与我同在”的审美境界。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文化精神和文学作品，极具民族特色。

(作者：胡立新，系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主编:田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