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球票房收益排位前100部影片涉及的113个导演中，女导演仅12人；而优秀女性导演正在用作品改变观众思考性别的方式

　　她的镜头，他的故事

■我们的记者刘清

■女导演对男性主题的表达不是从敌意、贬低和否定开始的。他们的创作对象对传统的性别命题提出了双重质疑。在电影中，他们一起改变了观众对性别的看法。

南加州大学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2019年前100部电影中的113位导演中，只有12位是女性导演。这个数字在2018年甚至更低，当时只有五位女性导演有机会参与前100部电影。

今年春天，关于“女性作家如何在作品中塑造男性偶像”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针锋相对的政党不可能达成共识。这场不断升级的网上辩论给了今年的3月8日妇女节一种不同的仪式感，抛弃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反复讨论的一些问题，但公众不会积极思考:女性或第二性意味着什么？性别是生理现象还是社会化的结果？两性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吗？

当中国互联网正在进行性别辩论时，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正计划举办为期两周的电影节，主题是“她的镜头，他的故事:女性导演镜头下的男性主题”，这可能是一个巧合。从2月26日到3月10日，将有7部女导演的作品上映。作品跨度从1949年到现在，棱镜折射出他们看到的“他”。

男人戏是女导演的禁区？

USC调查的结果反映了当前西方电影行业的性别模式，至少在英国和美国电影行业是这样的:女性导演的总数非常少，有机会参与大型项目的女性导演更少，能够赢得独立导演机会的女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默认为女性作品，应该在中小型制作中制作，而不是大规模放映。今年上映的《花木兰》和《黑寡妇》都是由女性导演执导的。对好莱坞来说，让女性主导超级英雄类型的大制作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即便如此，这两部电影都是关于“大女人”的。

在电影行业，有一个奇怪的潜规则，那就是男主角是女导演的禁区。

女权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马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中总结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习俗，从中他窥见了社会学中顽固的性别歧视:伪装成男人被认为是叛逆、勇敢和英俊的，而伪装成女人通常是一个笑话。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男性导演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加入女性视角，这将成为整个行业的一个好故事。例如，侯麦被形容为“一个喜欢女人的女人”。这是真诚的赞美，绝不是玩笑。然而，从创造者内部到更广泛的批评家群体，男性似乎认为他们有认识女性的特权，但反向箭头并不存在。

1998年，澳大利亚导演安娜·库金诺斯的《勇往直前》进入戛纳电影节。这部电影的主角是第二代希腊移民，一个懦弱压抑的男孩，对种族、爱情、身体和性别都深感困惑。这是一位年轻的女导演，以非凡的勇气和锐气，抨击男性群体中的敏感话题:男性荷尔蒙的脆弱和衰退。这部电影在戛纳首映后，库奇诺斯发现她将面临一次集体对抗采访。一些粗鲁的记者甚至当场问她:“你做过变性手术吗？女人怎么能理解男人的想法？除了妇女和儿童之外，女性导演如何能胜任其他科目？”

女导演的“看”，是投向男性世界的反向凝视

女性导演出于自然的使命感拍摄女性主题。当一个女人有一种“看”的感觉时，她不得不主动寻找并凝视“她”，因为在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她”作为一个集体或个体被忽视的时间太长了。法国导演瑟琳·席安玛的新片《《燃烧女子的肖像》》在欧洲上映，是当前法国电影中值得特别关注的一部作品。因为司马的形象语言以一种特别珍贵的方式捕捉到了女性对女性的凝视，所以她们在相互注视的过程中有着清晰而强烈的身体和自我意识。在电影中，三个女孩在炉边大声朗读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传说。女孩们敏锐地为希腊传奇人物欧律狄刻注入了活力。她不再是一个被动和被拯救的对象，但她主动问俄耳甫斯:“请回头，请看到我并记住我。”

“请见我。”这是像野火一样燃烧的呐喊，在女性心中被压抑了几千年。然而，女性视角并不意味着女性创造者的视野只能局限于自我反省和姐妹情谊。当一个女人主动去“看”的时候，她怎么能不对男性世界投以反击的目光呢？

“她的镜头，他的故事”是一个小规模的电影表演，有着敏锐的想法。其中，导演玛丽·哈伦的《《美国精神病人》》是一部对许多新生代女性导演具有“启示”效应的作品。这部电影改编自极具争议的同名小说，是一部黑色幽默剧，对当代美国极具讽刺意味。这部电影以20世纪80年代末的华尔街和曼哈顿为背景。克里斯汀·贝尔扮演一个富有的股票经纪人，被他的双重性格所支配，忙于赚钱和杀人。26岁的贝尔和古希腊雕塑一样健康。电影中最重要的一段是镜头冷冷地停留在贝尔的身上，传达了观众赤裸裸的要求。这是毫不掩饰的视觉暴力。自经典时期以来，同样的镜头和视线——男性对女性的凝视一直支持着好莱坞电影。马尔维在他20世纪70年代的文章中指出，面对这种机制，女性观众要么安于现状，要么下意识地转向男性。导演哈伦用她厚颜无耻的视听语言引爆了雷霆一击:女人可以用同样的目光反击男人。

女导演瓦解了男性的刻板印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男性对女性导演拍摄男性主题的抵制。他们害怕看到这次反击。当然，女性导演对男性群体的关注并不像《美国精神病人》那样强烈。

他们有意识地“看”他，这可以追溯到1949年艾迪特·卡尔马导演的《死是一种爱抚》，这是挪威第一部女性导演的电影。第二年，比利·怀尔德的《日落大道》出名了。年轻而沮丧的男人也被年老而富有的女人占据。怀尔德拍摄了被时代抛弃的老妇人歇斯底里的毁灭。卡尔马看到了人们疯狂的赌博和绝望，以便跨越阶级的鸿沟。

田中绢代被认为是沟口健二长期合作的女主角。她在导演方面的尝试和成就被忽视了。事实上，她是日本第二位女导演。田中的第一部故事片《恋文》完成于1953年，入围戛纳电影节主要竞赛单元。她的导演能力、木下惠介的剧本和演员森雅之的表演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森雅之懦弱的男人形象象征着日本整个宗法社会的战后衰落。

俄罗斯女导演拉丽莎·舍甫琴科英年早逝，享年41岁。她在去世前两年凭借《上升》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两个孤独的红军游击队。导演用极其平和的镜像语言展现了战争中人性的暴力程度，就像剥洋葱一样。她创造了一种贫瘠的视听美学来分析人们内心的动摇和背叛。这些心理震颤没有性别差异。

库欣诺斯将《勇往直前》中的主角描绘成一个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充满不确定性的青少年。在阿根廷女导演安妮西·贝妮的《《无爱之年》》中，主人公是一个脱离社会规则的诗人。他抛弃了这个世界上对人的定义和要求，然后这个世界抛弃了他。在病重和死亡的绝望和孤独中，他几乎试图以悲剧的方式寻找和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有效联系。

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导演打破了男性角色的刻板印象，在“英雄”和“硬汉”的包袱被移除后，这个性别群体的面孔被拓宽了。男人会变得软弱，失去控制。当她们在命运的铁拳下跪下时，她们会比女人更无助。他的故事出现在她的相机里。男人不再是自然和自然的概念。性别可能是被建构和训练后的角色扮演行为。

对于男性世界，女性导演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男性视角。例如，凯瑟琳·维格罗，唯一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女性，在这些《底特律》 《拆弹部队》 《惊爆点》的作品中有着一贯的男性气质。他们还可能从女性的角度消除男性的权威，观察男性有意压制或拒绝承认的边缘体验、男性的危机和性别认同的困惑。不管怎样，女性导演表达男性主题的出发点不是敌意、贬低或否定。女权主义哲学家朱迪·巴特勒的“性别抵抗”理论适用于此:导演和他们的创作对象双重质疑既定的性别命题。他们和他们在电影中的同事正在改变观众对性别的看法。女性导演们正在通过创作实践改变自己，从而颠覆身份和性别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