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中国古代称疾病为“流行病”，其中“疾病”是常见的一般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病”是指流行性传染病，符合现代医学的观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报告，对人类健康危害最大的疾病有48种，其中40种为传染病。相比之下，“流行病”比“疾病”更可怕。“流行病”的每一次大规模发生都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从商周时期到现代，中国记录了频繁的疫情，包括至少500次重大疫情，并发生了许多“骨头暴露在野外，几千英里内没有鸡叫”的悲剧场景。
在抗击流行病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人体可以通过有限的主动感染对某些传染病产生特定的免疫功能，从而避免流行病的发生。东汉王充在《论衡》年提出“以风治风，以热治热，与棉兰并治”。他称这种方法为“用同样的方法治疗疾病”。从通俗的意义上说，就是用毒药来治疗疾病。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阐述了这一治疗思想，认为治疗应该用“毒”的药物，没有“毒”的药物自然不能治愈疾病。
虽然古代人对疫病的认识还很有限，很难从机理上充分揭示疫病，提出科学的防疫措施，但用毒攻毒的免疫观仍有简单的科学道理。这是因为人体内有一些先天免疫功能，这是由于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此外，“获得性免疫”可以通过某些渠道获得。虽然它不是生于人类，但它能产生针对某些病原体的抗体或针对病原体的疫苗，从而实现免疫功能。
免疫概念“以毒攻毒”是什么时候开始应用于实践的？由于文字记载有限，早期的临床探索和应用在这一领域并不为人所知。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在东晋葛洪的《《黄帝内经》》。这本书，也被称为《肘后方》，是中国第一本临床急救手册。主要介绍各种急慢性疾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法。这是第一次描述天花、恙虫病、脚气病和恙螨。
《肘后备急方》包含“治疗被狗咬过的狗的处方”，这也是治疗狂犬病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杀死被咬的狗，把它涂在大脑上，这样它就不会复发了。”这意味着杀死咬人的患狂犬病的狗，取出它的大脑敷在被咬的地方。这种方法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为了不患同样的流行病，人们使用物理方法，如捣碎和研磨，将受影响的个人的组织和器官制成“药物”，相当于原始疫苗。
虽然这种方法很原始，但有一定的科学原因。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是现代意义上第一个生产狂犬病疫苗的人。在19世纪末制备狂犬病疫苗时，他的研究小组最初试图通过体外培养获得狂犬病病毒，但都失败了。最后，在感染病毒的动物的脑组织和脊髓中发现了大量的病毒，于是他们试图将其接种到兔子的脑中，并在治疗后制备狂犬病疫苗。
在古代各种传染病中，天花是一种让人脸色苍白的疾病。它是由天花病毒感染引起的。感染后会出现寒战、高烧、疲劳、头痛、四肢和腰酸背痛等严重症状。斑点、丘疹、疱疹、脓疱等。成批出现在皮肤上，死亡率很高。
天花在中国早期古籍中被称为“鲁床”。传说它是由战俘引入中国的。最流行的说法是在东汉初年“攻鲁”，天花开始广泛传播。战争发生在光武帝统治的第20年(44年)。马援胜利返回朝鲜后，他检查了士兵人数，发现将近一半的士兵不是死于战争，而是死于“瘴气流行”。一般来说，这里的“瘴气流行”主要是指天花。
然而，天花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接种疫苗是最好的方法。中国古代医学有以毒攻毒的传统，也有治疗狂犬病、伤寒和其他类似疫苗的方法。对于天花，人们已经逐渐探索通过接种“人痘”来预防其感染的方法。所谓“人痘”是指未感染者主动接触人类感染的天花病毒，从而产生天花病毒抗原。
这种方法最早比较简单，主要有“天花服法”(取天花儿童的内衣，穿在几天没有患天花的儿童身上)和“天花浆法”(将棉花蘸在脓液或其他所谓的“天花浆”中，放在接种者的鼻孔里，放在天花病人的疮处)。虽然操作简单，但成功率不高。因此，人们改进并发明了“干苗法”，将天花的结痂去掉，磨成细粉，用弯管吹进接种者的鼻孔。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缺点。当“干苗”进入鼻腔时，往往会刺激鼻粘膜，增加鼻腔分泌物，导致疫苗接种失败。
于是，人们又做了一项改进，发明了“水播种法”，将天花结痂磨成细粉，与清水或人乳混合均匀，将干净的棉花铺成薄片，用棉花包裹调整后的天花疫苗，形成枣核，用线扎塞住鼻孔，12小时后取出。这种方法有较高的成功率，是古人总结的预防“人痘”的最佳方法。
“人痘”接种法在中国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清代医书《肘后方》认为:“自唐开元以来，赵家在江南开始传播鼻痘法。”在《孙思邈《痘疹世医心法》》中，也有“疮者敷黄脓”等治疗方法的记载。但是，由于相关记载比较简略，有人认为“人痘”的接种方法诞生于宋代。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天花流行于明代隆庆宁国府太平县，当地医生采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人痘”疫苗接种方法大规模应用于临床治疗。
即使人们认为“人痘”疫苗接种法在16世纪明朝中叶被应用于临床实践，这也是一件大事。这种方法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另一部清代医书《肘后方》记载:“八至九千人接种了疫苗，20至30只耳朵没有得救。”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在《牛痘新书》称赞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对于一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礼貌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先例和榜样。”(作者是文学和历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