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猪是什么时候产生的，祖先是怎样养猪的，在古代猪除了吃东西还有什么用？

猪年结束时，去古代看看猪得到了什么治疗？

许多人知道房地产投机、股票投机、货币投机，甚至鞋子投机。最近，在云南，由于生猪价格处于全国价格低迷时期，一些不法商人甚至成立了“生猪炒货集团”，尽力跨省收集、销售和炒货。由于价格高，有些地方的猪甚至过着“吹空调，住在建筑物里，乘电梯”的生活，成为真正的“金猪”。

现代猪正享受着这样的好运。古代猪又怎么样？它和猪不同吗？猪年结束时，让我们跟随《科学技术日报》的记者回顾人类和猪几千年的历史。

不同地区本地野猪的独立驯化中国最早的家猪是在河南发现的

家猪的野生祖先是野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罗运兵表示，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家养猪是在土耳其的卡亚努等地发现的，可以追溯到大约9000年前。

中国是欧亚大陆六个独立的家猪原产地中心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景源和罗运兵通过骨形态的观察和测量、病理学研究、定量分析、年龄结构统计、考古背景解释、饮食习惯分析、古脱氧核糖核酸分析等，证实了中国最早的家猪是在大约9000年前在河南省舞阳市嘉湖遗址出土的。

“中国猪资源丰富，其系统进化相当完整。多学科证据表明，我国的猪是从全新世野猪驯化而来的。”罗运兵指出，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表明，养猪驯化有一个跨越数千年的漫长过程。

大约7000年前，猪出现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大量考古遗址中。对比研究表明，不同地区考古遗址的猪群在仰韶前时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上可分为南北两大群。这为我国猪的多中心起源提供了更确凿的动物考古学证据。

罗运兵认为，结合考古和分子生物学证据，中国的猪驯化可以用“地方多中心起源”来概括。它不仅是本地起源，而且是多中心起源。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家猪的原产地应该是本地野猪的独立驯养，但不排除有些地区直接从其他地方进口家猪。

猪圈在5000年前作为一种省级饲料出现。古人尽力在春天和夏天养猪。一般来说，养猪有三种方式:放养、圈养和圈养与放养相结合。罗运兵认为，在驯化的早期，估计育种是主要的方法，完整的育种可能发生在后期。甲骨文中的“家”这个词看起来像是房子下面有一头猪。它的本义可能是饲养家猪的稳定住所，也可能与专门饲养猪有关。

圈养繁殖起源于何时何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说，陕西江寨、半坡、河南西坡、山东北新、李三河、浙江河姆渡、江苏陇南的遗址据说都是用栅栏遗迹挖掘出来的。

考古学家通过分析这些围栏的大小、结构和内含物，认为陕西江寨和半坡遗址的围栏更有可能是猪圈。这表明饲养猪的方式在仰韶文化中出现已有7000至5000年的历史。

汉代，家猪养殖业发展迅速。汉阳陵东侧的万人坑中出土了大量彩陶猪俑，包括公猪、母猪和阉割猪，这标志着国内生猪养殖规模的扩大和养殖技术的进步。

吕鹏认为有明显的

除了文献记录之外，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古人是如何饲养家猪的。吕鹏说，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古代居民使用小米草、稻糠和稻草以及稻糠作为家猪的主要饲料，而中国中部的家猪同时吃稻草和稻草。这三个地区生猪的食物来源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小米、大米和小米-大米混合农耕区的划分完全相同。

在商代中期以前，中原地区吃猪肉的猪是主要的祭祀动物。

中国人对猪肉的偏好并不局限于今天，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吕鹏介绍，嘉湖遗址的猪骨头断了，数量众多，这证明当时人们吃了很多猪肉。碎猪骨可能是古代人敲骨和吸髓造成的。大量断骨的出现表明消费量很大。

就史前时代而言，猪被广泛食用，这显然反映在考古学上。“例如，我们对全国300个考古遗址进行了统计，所有这些遗址都发现了猪骨、断骨和明显的加工和食用痕迹。”吕鹏说。

猪肉消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随着国内黄牛和绵羊的引进，以猪为主要肉类资源的中原地区在5000-4000年前形成了以猪为主，包括各种牲畜的局面，为该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大约在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肉食资源开始从“以猪为主”向“以羊为主”转变。草原畜牧业和游牧业终于在这里生根发芽。南部地区的远古祖先由于其优越的野生动物资源，将家养猪的规模保持在较低水平。

“养猪入不敷出，吃肉，种田育肥”。这个谚语告诉我们养猪不仅可以提供肉，还可以为农业提供肥料。猪粪中氮、磷、钾含量高，比例适中，肥效全面。此外，猪粪是一种速效肥料，可直接施于地面，适用于各种土壤和作物，不同于牛粪和马粪，后者只能在发酵后施用。

"猪充满了宝藏，不能扔掉。"在中国古代，猪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肉和肥料，还在于更深刻的仪式用途和文化内涵。"驯养之初，家猪已经在祭祀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吕鹏指出，在嘉湖遗址，一只家猪的下颚被用作陪葬品。由于“动物容易接近”和“动物尊重”的事实，猪在祭祀中的“优越地位”现象一直延续到河南省偃师市商代遗址。

罗云冰对中国史前遗址出土的祭祀动物骨骼遗迹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发现猪是史前动物祭祀中频率和数量最高的动物，这表明猪被广泛用于祭祀活动，成为主要的祭祀动物。

商代中期，开始大规模祭祀牛，经常使用牛头，从而完成了从猪到牛的祭祀转换。到了春秋末期，“太劳”(牛、羊、猪的结合体)已经成为官方宗教和仪式活动中的固定祭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随着古代经济的发展，猪的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世俗。“梳理‘与猪同行’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人们的生产技能和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风俗和文化知识在逐渐变化和丰富。”吕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