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和鲁冠球同时代的企业家，有的名字我们已经陌生，有的名字依然如雷贯耳；有的名字只是一闪而过的流行，灿烂之后归于平静，有的名字却代表了永久的财富。

然而，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他们中的每一个的的确确，走在了大多数人的前面，试错、创新、开辟道路……

年广久：卖瓜子的“中国第一商贩”

年广久，1937年出生，安徽人，“傻子瓜子”品牌创始人，号称“中国第一商贩”。

他最早经营水果摊时，重业轻利，允许顾客先尝后买；遇到一些难缠的顾客，买走了水果又跑来找麻烦，说少给了秤，或者少找了钱……年广久从不计较，爽快地补水果、找钱，让顾客满意而去。顾客们说他实诚，同行们却都说他“傻”，时间一长，大家都不喊年广久的名字，喊他“小傻子”。这是后来“傻子瓜子”的品牌由来。

年广久水果摊的隔壁是个卖瓜子的老师傅，年广久时常主动帮着炒瓜子，一来二去，学了不少炒瓜子的手艺，就这样，他开始踏足“瓜子行业”。

改革开放初期，瓜子属于统购统销物资，他开始偷着炒瓜子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开始大干瓜子事业，日渐红火。

年广久还不断推出各种在当时非常别样的促销策略：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可以不排队、外地人到芜湖用车票来买两斤瓜子不排队、结婚的买10斤瓜子不用排队、军人不排队……

他的炒瓜子小作坊也很快从10个人发展成上百人的工厂，每天炒出的瓜子从一万斤到10万斤，从10万斤到20万斤，总利润也高达每天两万多元。1982年，年广久就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

年广久曾三次入狱，又三次被邓小平点名，分别为1980年，1984年，1992年，这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

1992年出狱后的年广久又重操旧业，不过此时的“傻子瓜子”虽然市场很大，但已然呈现三分天下的市场格局：他、长子、次子各掌一方、共享同一品牌。随着家族产业发展壮大后，品牌权、股份权的内部纷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再加上同时期的恰恰等瓜子品牌的兴起，竞争进一步加大，“傻子瓜子”也就慢慢衰落了，但仍然在安徽乃至全国瓜子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步鑫生：“是时代选中了我”

步鑫生，1934年出生，1980年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

1981年开始，步鑫生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奖金制度，打破“大锅饭”。而且，他将做得不好的工人给予辞退，彻底打破了国营企业工人“铁饭碗”的习惯。

步鑫生同时还做了很多在当时不被人理解的事情。比如给厂里设计厂徽、推出厂服和厂歌，还在上海火车站的铁路沿线刷广告，用小汽车接送前来订货的客户，而当时，连海盐整个县委都只有一辆北京吉普。

当时，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下，步鑫生成了名动全国的改革先锋，全国掀起学习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热潮。

在1984年的秋天，步鑫生创办年产30万套西装厂的报告获得了中央批准。这个西装厂，被后来很多研究“步鑫生现象”的学者认为是他失败的开始。

1984年，6000平方米的西装大楼开建，虽然有国家的外汇源源不断地支持着。但这对固定资产只有50万人民币的衬衫厂，根本无力承受。随后，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银行贷款开始紧缩，西装大楼几度停工。

“其实西装大楼开建之后，我们就是负资产了，建好我们就负债80万美元。”步鑫生说，1985年等西装流水线建好，全国的西装热已经过去，生产的西装根本卖不出去。之前，他因为忙于抓西装大楼的基建，衬衫厂的效益开始一路走下坡路。

1986年，媒体对于海盐衬衫厂的报道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生产流水线停产，下水道、厕所堵塞，生产萧条，人心涣散，走掉了近一半职工”。1988年，步鑫生被免去职务。

在免职的消息宣布几十天后，他离开了家乡。开始在上海创业，随后北上，先在北京承包一家亏损的服装厂，创办了“金宝路”衬衣，后又接受亏损状态中的辽宁盘锦服装厂推出“阿波罗”衬衣。1993年，他受人邀请，到秦皇岛创办以他名字命名的步鑫生制衣公司。2002年他退休回到海盐县。

步鑫生认为，“是时代选择了我”。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偶像人物来带动经济，而他所做的，正好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于是被选中了。

冯根生：从中药学徒到企业家

冯根生，1934年出生，曾任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庆余堂传人。研发生产的“青春宝”成为第一个投入大手笔广告的保健品。

冯根生原来只是胡庆余堂的重要学徒。1972年，对冯根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那年7月，胡庆余堂一分为二，位于市区的母厂更名为杭州中药厂，位于西郊桃花岭下的制胶车间则自立门户，升级为杭州中药二厂。在胡庆余堂9个副厂长、副书记都不愿去郊区工厂的情况下，时任制胶车间主任的冯根生被任命为中药二厂厂长。名义上是工厂，实际却是个破旧的作坊，一眼望去只有几只铁锅和数眼土灶而已。

1984年，冯根生打破国企大锅饭，引进全员合同制；1992年，国企被取消了进出口权，冯根生果断决定与外商合资，绕过机制弊端，解放生产力。

有一段时间，全国的中药厂都在相似的品种里抢市场，冯根生当机立断，另辟蹊径，向保健品进军。1979年，冯根生根据古方“益寿永贞”方试制的青春恢复片（后改名为青春宝抗衰老片）成功了，但是却迟迟拿不到生产批文。

冯根生索性拉开生产线，“轰隆隆”生产起来，产品出了车间就外销，“外销不要批文”。

冯根生带领青春宝一度创造了年增长20%的国企傲人业绩。他的才华和心血带给他很多荣誉，1988年当选首批“全国优秀企业家”

1996年，冯根生的青春宝集团兼并胡庆余堂，史称“儿子吃了老子”。

做“出头鸟”风风雨雨三十多年，冯根生的“破庙”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中药企业，资产从三十六万元增加到近五十个亿，增长一万多倍。从借钱发工资到累计上交国家税收几十个亿，冯根生总爱称自己是“国有企业的保姆”，他什么也拿不走。

冯根生于今年7月4日逝世。

马胜利：承包的第一人

马胜利，是中国第一个将企业“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企业家。

1984年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

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

“大字报”的作者是该厂47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

当时，石家庄造纸厂的境况十分糟糕。当年国家下达的年产利润计划17万元，虽然石家庄造纸厂是一个拥有800多人的大厂，当时的厂领导却不敢接下来，讨价还价说还得亏损10万。

马胜利说：“要是我，把17万掉个个，实现利润70万。”最后，市领导拍板鼓励马胜利承包。

石家庄造纸厂生产的是家庭用的卫生纸，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把原来的一种“大卷子”规格变成了六种不同的规格，颜色也由一种变成三种，还研制出“带香味儿的香水纸巾”。

结果，承包第一年马胜利就为厂里盈利140万元，承包4年，利润增长21.94倍。1985年7月26日，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马胜利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

1987年，马胜利开始“放眼全国”，决定承包20个省的100家造纸企业。这后来被认为是“盲目的自信与扩张”，为马胜利随后的失败种下了祸根。

从1989年下半年，很多隐藏的问题暴露出来。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元；1991年5月，刚成立两年的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解散。1995年，当时58岁的马胜利被免职退休。

马胜利退休后孤独至极，躲在家里三个月没有下楼。此后他在石家庄火车站北边的清真街上开过“马胜利包子铺”，生意还不错。他的一位旧部与几十名下岗职工搭起了一个造纸厂，让马胜利承包。马胜利还给公司的产品起了两个很古怪的名字：“援旺”和“六月雪”。但是这家企业几年后便渐渐消失了。马胜利重新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