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督委员会网站上的报道，海南省委最近召开了一次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廉政问题。会议报告了海南省成立以来，23名市、县党委“一把手”严重违纪违法犯罪的情况，并以类似的负面教材警告全省市委书记。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杨思陶执政时，他有一个“创造性的发明”，由县投资委员会代替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委员会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从而使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委员会暂时停止工作，使他能够自由地进行“一句话会谈”。

杨思陶已经在澄迈工作了17年，从副县长到县长再到县委书记，并逐步从副处级提升到正司级。作为当地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他已经身居高位。他甚至“发明”了一个县投资委员会来抬高县委常委和县政府常委。结果，他的“一个字”达到顶点，民主集中制原则被完全绕过，“三重一大”的议事规则形同虚设，内部监督成了“稻草人”和“盲目的看门人”。

事后看来，这种将个人置于组织之上的“发明”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毫无用处的。但当时，以杨思陶本人为首的县投资委员会被委婉地称为为投资者开放的“绿色通道”。所谓的“一元投资服务”在概念上似乎非常先进，但实质上是“为一人领导服务”。“最高领导人”也是人，不可能无所不能。如果一个人心血来潮地拍自己的大腿，随随便便地做出最后决定，其他人甚至没有资格参与讨论，没有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杨思陶倒台后，他被发现非法收受贿赂，总额超过3.38亿元(其中2.37亿元是企图行贿)，数额特别大。此外，国家因滥用权力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234万元。事实证明，当制衡制度无法约束、服从“最高领导人”和缺乏纠错机制时，对经济和社会的损失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如果制衡制度足够完善，它不仅可以避免过度的损失，而且还可以对官员本身起到警示和救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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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督委员会网站上的报道，海南省委最近召开了一次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廉政问题。会议报告了海南省成立以来，23名市、县党委“一把手”严重违纪违法犯罪的情况，并以类似的负面教材警告全省市委书记。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杨思陶执政时，他有一个“创造性的发明”，由县投资委员会代替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委员会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从而使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委员会暂时停止工作，使他能够自由地进行“一句话会谈”。

杨思陶已经在澄迈工作了17年，从副县长到县长再到县委书记，并逐步从副处级提升到正司级。作为当地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他已经身居高位。他甚至“发明”了一个县投资委员会来抬高县委常委和县政府常委。结果，他的“一个字”达到了顶点，民主集中制原则被完全绕过，“三大一大”的议事规则形同虚设，内部监督成了“惊弓之鸟”

杨思陶倒台后，他被发现非法收受贿赂，总额超过3.38亿元(其中2.37亿元是企图行贿)，数额特别大。此外，国家因滥用权力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234万元。事实证明，当制衡制度无法约束、服从“最高领导人”和缺乏纠错机制时，对经济和社会的损失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如果制衡制度足够完善，它不仅可以避免过度的损失，而且还可以对官员本身起到警示和救助的作用。

归根结底，杨思陶并没有真正“发明”任何东西。不管它是否有县投资委员会或其他名称，“一个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你没有看到，在集体讨论中，单位的“高层领导”经常“竖起衣领，定下基调，画出框架”，然后等待别人“支持”、“支持”和“批准”.所有这些都是常有的事。为了把“一人谈”转变为“一人谈”，避免“高层领导”变成“一人之手”，我们必须规范行政决策过程，给权力加上“魔咒”。

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合作的团队。针对“一把手”权力过大造成的“一人”混乱，要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地进一步明确“一把手”的权力界限，在用人、花钱、审批重大项目等方面严格加强民主集中制。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坚持用制度来管理权力，对人收费和管理，让人们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推出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在启动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策实施与调整、法律责任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程序和标准要求。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问责制度和责任后备机制。随着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逐步完善，类似于县委常委的“发明”将不再出现。

(责任编辑：朱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