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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代表全国政法君在全国人民面前露面？
别急，长安君一个一个为你揭开真容~
江苏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综治办主任朱光远
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政治部主任宋鱼水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命名检察官施净岚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法医病理损伤技术处副处长（正处级）、主任法医师、三级警监田雪梅
江苏薛济民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薛济民
Q：公检法三机关是不是一条龙？
施净岚：我是检察机关的，而且是公诉岗位的公诉人，作为检察机关它是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它既承担了打击犯罪、指控犯罪的职能，但是同时也有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能，确保有关当事人的人权。实际上我们也统计过相关的数据，近五年来，我们对于不批准逮捕决定这个数字将近54.9万。 同时我们也会对法院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如果我们认为有关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判错了，我们会启动抗诉程序。所以从整个诉讼环节来说，我们分工不同，又是受到相互制约的。
宋鱼水：相互统筹有它的国情需要。比如说我们的证据标准，因为毕竟是被告人在起诉阶段，涉及到他人身自由的限制等等，他需要特别特别谨慎的，所以公检法之间对于证据的标准，包括对一些类案问题的统一性的认识，这些都是特别需要的。我的观点是，由于案件质量的需要。相互制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现在建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制度，公检法在证据的揭示阶段应该有个递进的过程，任何一个阶段发现问题的话，会毫不留情地予以纠正，来确保当事人的权利，确保案件的公正，乃至于出现冤假错案的时候，也要毫不动摇地依法纠正。
朱光远：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完整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五年来检察机关经过审查对不构成犯罪的或证据不足的，不批准逮捕的是59.9万人，免予起诉的是11.2万人。人民法院对证据不足的宣告无罪的，五年来一共是3800余人，这是我前段时间看到的一个资料。这充分说明，我们三机关之间既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同时又是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
Q：如何防止错案？
田雪梅：我是从事法医工作的刑事技术警察，刑事技术是通过发现提取检验鉴定现场的犯罪物证，来为侦查破案和法庭诉讼提供线索和证据。我们的每个结论必须要做成铁证，要经得起历史、法律、实践的考验。
具体来讲，防止错案，我们要有严肃科学的态度，我们要遵循刑事科学的规律。经过几代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技术有了非常大的突破，解决了法医物证的血型和酶型不能个体识别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初，微量物证的检验技术的成熟应用，在侦查杀人、强奸等恶性案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目前我们的视频侦察、电子物证和微量物证检验技术的极大提高，提升了我们服务诉讼、服务社会的能力。
从我27年的工作体会中，我觉得作为一名法医，最大的光荣就是用科学来守护公平正义，最大的欣慰就是我们每一份鉴定都能得到一致的认可，能够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Q：怎样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
薛济民：律师属于司法行政系统，司法行政系统应该是为百姓提供法律服务最具优势的职能机构。比如说法律援助，就是为请不起律师的困难群众来提供帮助。从2013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为五百多万群众提供了法律援助，为2800多万群众提供了免费咨询。
特别是今年以来，司法部党组在狠抓服务效能，我们不光是为请不起律师的群众来提供法律帮助，我们还开展了法律援助的名优工程，让普通的百姓也能请得“名律师”。在工作方面，我们推进了线上的法律服务，让普通百姓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公证，同时我们积极推动每一个村居一个法律顾问的工作，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具有专业资格的律师，为他进行法律服务。
大家可能都知道，2013年，全国还有174个县没有律师。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174个县都有律师提供服务，我们的法律服务已经覆盖到所有的县级以上。
Q：对人权司法保障方面有什么看法？
宋鱼水：十九大报告第36页专门提到了加强人权的法治保障，充分保证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我感觉到，这些年司法也特别重视保障人权，比如说坚决纠正冤假错案，例如“聂树斌案”等等，这些案件都依法予以了纠正，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好的反响。人们通过这些案件深刻地记住了保障人权的重要性，保障生命权的重要性。据我们的统计，近年来全国法院对3800多名被告人宣告无罪。我相信人权的保护将会深入人心。
就民事案件来讲，加大诉权的保护力度。大家知道，一个公民提起诉讼的话，不仅需要实体权利的保障，依法公正地得到审理，更需要程序权利的保障，我们有保护当事人诉权的相关制度，比如刚才提到的，当事人符合立案条件的话，一定要立案，他的程序权利一定要得到保护。刚才律师也提到了，假如当事人需要律师的话，我们还有法律援助律师来提供保护。总之会有一系列的举措，来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利。
Q：员额制改革和司法责任制改革之后，工作有什么变化？
施净岚：第一是权责的清晰，司法办案主体地位更加强了。根据有关规定和授权，我是直接向分管检察长负责的，在检察官权力清单范围内行使相关的权力，去行政化的最大效能是效率提高了。
第二是相关权力清单设立以后，我的责任也增大了。在我的命名检察官办公室成立五个多月以来，截至目前，我们人均办案数量都达到50件左右。实际上大家也会提出一个问题，你数量提高，质量如何确保？我们在抓数量提高效能的同时，作为命名检察官办公室，除了自己办案，也要指导下面团队办案，严抓办案质量。工作中，我们成功办理了三起“零口供”案件，有效防止了错案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