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疫情，日本政府绕不开的五堵“墙”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江峰]编者按:面对新发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日本政府和人民迎来了“关键的一周”，是时候在国家层面做出决策了。此前被指责为“行动迟缓”的安倍政府，在2月底发起了一系列沉重打击。除了呼吁公众停止大型集会和减少外出机会，安倍首相还直接“邀请”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从3月2日开始“暂时停课”。看到“国家棋局”即将开始，日本的官僚机构不得不面对一堵“墙”——，这堵墙不能从“行政墙”到“法律墙”，从“地方政府墙”到“反对党墙”和起监督作用的“舆论墙”。日本是一个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在过去的20到30年里，日本的官僚体系必须在应急反应中经受考验，并在吸取经验教训后逐步完善。日本教育、文化和科学大臣不得不执行首相关于停课的指示，但可以公开“发泄”他们的不满。据《每日新闻》报道，2月27日，教育、文化和科学部长萩生田光一得知总理要求全国中小学暂时停课的消息后，立即前往总理官邸。他和首相有着一贯的“密切关系”，他公开问道:“首相官邸真的知道现场的情况吗？”然后，我又花了30分钟解释我的反对意见。

在谈到教育、文化、体育和科学部对安倍“越权”的抱怨时，前横滨城市大学校长加藤良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日本，作为“中央政府首脑”，首相负责战略规划和总体日程安排。一旦做出具体安排，相关政府部门将负责，总理可以批准并提出建议。这是日本“官僚主义”的一个特征。尽管安倍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表示，“最终决定将在承担全部政治责任后做出”，但日本的官僚机构仍面临“行政墙”。教育、文化、体育、科学和技术部与总理的看法不同。也很难跟上以下实施的步伐。今天，一些学校说他们只能“听当地政府的”，一些说他们“将独立判断”，另一些说“没有补偿，他们不会停课”。

在日本，地方政府被称为“自治机构”。这种“地方自治”意味着“我的领土在我的管理之下”。地方事务可以与中央政府协调，但具体行动将由地方政府决定。面对疫情的蔓延，北海道政府首先决定暂停全国中小学的上课。这相当于地方政府“强迫”中央政府，迫使安倍政府提出全国统一的停职请求。然而，据《产经新闻》报道，2月28日，在自民党总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自民党总裁兼首相安倍被直接问到:“你认为当地政府会听取你的安排吗？”果然，根据《东京新闻》报道，茨城县和群马县尚未被感染的政府官员表示，“该县所有中小学都不允许放假。”

据《读卖新闻》报道，2月28日，北海道总督铃木直道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应对新发肺炎疫情，成为日本第一个发布“戒严令”的地方政府。对此，加藤表示:“这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日本官僚机构遭遇的‘地方政府之墙’。”幸运的是，这一次北海道政府将成为日本防疫和控制的“示范区”，意义重大。

3月1日，来自日本政府和野生动物所有党派的参议院干部在NHK项目中进行了讨论。一些反对党表示，他们对全国统一停课的要求仍有疑虑。有些人说“统一要求应该撤销，中央政府应该为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提供财政支持”，而另一些人说“如果地方政府和教育前线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就不能采取行动”

日本政府对“钻石公主”号游轮的回应受到了最多的批评。出现新肺炎病例的游轮的船旗国是英国，而不是日本，由美国人运营。根据“船旗国管辖原则”，船舶的内部事务属于船东的“内部事务”，外国政府机构未经许可不得干预。因此，日本政府可能不允许这艘船上的人员登陆，但可能不会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据记者《环球时报》报道，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员在联系在游轮上寻求帮助的中国香港游客时遇到许多困难。最后，经过与日本的反复谈判，他们终于能够将所需的药物运送到船上。

安倍政府做出了一个缓慢的决定，在经历了许多困难之后，允许游轮上的乘客和船员分批从横滨登陆，特别是考虑到“日本的旅游业不会受到严重影响”，“2020年东京奥运会不会受到影响”，“世界不会觉得日本失去了人性”，以及“日本不会失去国际社会的信誉”然而，乘客和机组人员不受诸如派车和集体体检等措施的限制，因为他们担心被怀疑“限制人身自由和侵犯人权”。结果，上下车的日本人乘出租车或公交车回家，一些人带着积极的结果回家。加藤一夫教授说，这是日本官僚机构遇到的“法律之墙”。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这个时间过程是付出损失和增加牺牲的过程。《现代日刊》将游轮上新加冕的肺炎死者描述为日本“失去政府的受害者”，国际舆论也批评日本政府“心胸太宽”。

面对日本官僚的各种“墙”今天没有出现。类似的“法律之墙”给了日本政府一个教训。1995年1月17日阪神地震后，根据日本的规定，当地消防部门和其他部门收集的灾情信息必须通过国土资源部送到首相官邸。程序教条使高级官员无法获得及时的信息，这导致总理几乎像普通公民一样通过电视了解这场灾难。美国《华盛顿邮报》最近在谈到日本疫情时也提到，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是一场“人为灾难”。日本官僚主义的集体概念导致“组织的利益被置于保护公共安全的首要责任之上”。

《环球时报》记者经历了日本阪神大地震、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2018年西日本暴雨灾害，并多次走访前线。从表面上看，每次灾难发生后，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设立“对策总部”，集中各部门负责人的参与并与之协调。然而，在紧张的“准备状态”背后，日本的应急反应往往显得“力所不及”阪神地震后，记者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列车前往大阪。当他准备去神户时，他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不得不步行几十英里。道路井然有序，人们开始帮忙。沿路放置的纸箱里装着新的内衣、书籍、食物和其他可以免费获得的材料。在神户，黑社会组织山口集团甚至在其总部门口向公众分发日常用品。面对公众希望自卫队参与救援的呼声，村山富市总理说，“我不能动员自卫队”。我记得当时在一座寺庙里，记者看到一排排无人认领的白色木棺。寺庙的住持说:“我们想请求当地政府发布一份找到尸体的通知，但是那里的官员说，‘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东日本地震后，记者《环球时报》去新潟县采访。他在县政府大楼里看到许多当地人与工作人员争吵的场景，主要是因为工作人员说“这个问题不是我们部门的责任”。日本西部发生暴雨灾害后，记者发现不同的地方政府部门对灾民的认定和灾后补助也持有不同的意见，导致许多灾民

一些日本媒体也将矛头直接指向卫生、福利和劳动部长加藤·胜信。日本周刊《产经新闻》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由法律、法令和规则组成的，但最终还是要由政治家来做决定。作为国家最高卫生官员，危机来临时，他每天都在电视摄像机前微笑。每个决定都是缓慢的，这是最不能容忍的。”

据《日本经济新闻》披露，1月30日，日本政府成立了“新皇冠肺炎感染控制总部”。然而，直到2月18日，包括周六和周日，该部门只举行了11次会议。总理作为“部长”,在会议开始时只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整个会议不超过10分钟。从《钻石》等媒体发布的读者来信中也可以看出，公众认为“日本疫情应对迟缓”，担心“新发肺炎疫情导致经济恶化”，希望“各方采取以人为本的措施”。舆论墙的监督有助于日本整个社会的反思和相关制度的完善。

客观地说，每次发生重大灾难后，日本的行政体系，尤其是官僚体系，都会随之改变。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吸取了惨痛的教训，改革了各部门层层传递的僵化机制。日本也完全修改了《富士晚报》，使自卫队参与救灾成为“正常”。东北地震后，日本积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扩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救灾物资的支持、分配和价格干预权限。中央政府可以代替当地灾区政府或其他地方政府协调灾民安置工作。

Kato Yousan告诉《东京新闻》，日本当前官僚体制的形成有历史原因。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日本的行政系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与陆军部合作，让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结果，日本被打败，成为公众仇恨的目标之一。战后，日本的行政体制注重“三权分立”、“权力制约”和“各司其职”。功率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越细越好。这也导致了积弊的形成，即每个部门都不愿意做部门外的工作，每个官员都不愿意做法律和行政法规以外的事情。它似乎有责任感，但实际上它没有责任感。现在，日本社会已经意识到改革行政体制的重要性，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弊病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可以说，每当发生大灾难时，日本的官僚机构都会遭遇“大考验”。幸运的是，每个“大测试”都能带来一些进步。